只有到了18世纪，人才开始感受到一点平静与超脱。他认为，正是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推动了欧洲文明的这种进步。
什么是启蒙?按照福柯对康德“启蒙”概念的理解，认为在康德的理念中，启蒙是一个将人们从“不成熟”状态释放出来的过程，而所谓“不成熟”，指的是人们理性的一种状态，它使人们在需要运用理性的领域接受别人的权威。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敢于去知”“拥有去知的勇气和胆量”。这既是一个人们集体地参与其中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个人完成的勇敢的行动。同时,康德对人类逃离不成熟状态规定了两个基本条件:
一个条件是清楚地区分服从的领域与运用理性的领域,另一个条件是当一个人只是作为一个理性的存在、作为理性人类的一员而思考的时候，理性的运用就一定是自由的和公共的。
因此，启蒙的过程也是个人发现他们自己的思想自由获得保障的过程。事实上，康德把启蒙描述为人类使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属于任何权威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作为规定理性运用合法性条件的批判是必不可少的。
启蒙运动的核心是一群哲学，与职业的哲学家不同，这是一批来自西欧北美的文化批评者、宗教怀疑派和政治改革家并非正式、完全无组织的松散联合。将他们联合起来的中心就是巴黎。其中最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包括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孟德斯鸠、孔多塞等。
在18世纪开始的时候，17世纪的宗教复兴已经失去了势头，但英国以外，特别是天主教国家，宗教复兴所建立的权力结构仍在:除了教会拥有的巨大财富以外，包括检查制度、迫害宗教上的异己、剥夺思想自由、垄断教育大权等等，都是这些哲学家要摧毁的敌人。
作为宣传理性主义哲学的著作，《百科全书》不同于古书集成之处在于它是一部学术创新之作提出的是启蒙时代的新学术，正因为如此，它遭到了正统的和教会的思想家的严厉谴责，两度被禁止发行。
伏尔泰宣称“每一个有头脑的人，每一个高尚自重的人，都必须厌恶基督教派”狄德罗在1762年就称伏尔为“卓的、高尚的、亲爱的反基’”而伏版于1744年的《哲学辞典》，有半数以上的篇幅是用来谈论宗教问题的，贯穿其间的宗教批判精神，不仅使天主教的法国，而且使新教的政府也都将其焚烧。
但伏尔泰他们思想的要旨并不是主张迫害基督教徒，而是要制止基督教徒迫害他人。就像孔多塞所主张的:“在长期的错误之后，政论家们终于认识到了真正的人权即人是一种明智的生物，是能够进行推理和获得道德观念的。”
启蒙运动的发生期与艺术上巴洛克的最后阶段几乎同步，随之是纤巧华丽的罗可可。但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将罗可可视为弄臣的艺术。狄德罗就曾这样评论过布歇:“这个人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真实。”
格瑞兹的同时代人认为他所想象和描绘的主题，有朝一日甚至会形成一部有关家庭道德的完整论著。布列逊认为，格瑞兹之所以成功的那么快，是因为他作为反罗可可趣味的一部分，正好吻合了等待高度话语性绘画的舆论气候。
孔多塞在谈到当时的法国艺术时就认为，从意大利传到法国的艺术已经上升到了意大利在前一个时代所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而且比在意大利本土被维护得更加光辉灿烂。
法国画家的艺术就是拉斐尔和卡拉契兄弟的艺术，虽然法国并没有产生一个拉斐尔那样的天才，但这并不能说明艺术方法的枯竭和自然没有赋予法国人以16世纪意大利人那样完美的官能，而只能归之于政治与风尚的变化。
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通过批判地讨论艺术的不同特点和传统的欣赏标准，探讨艺术上的许多重要问题，通过这些问题，他们表达出的对艺术的兴趣，影响到艺术的创作与沙龙的展览。达朗贝尔对18世纪中叶的精神所作的括描述是: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18世纪中考察一下那些激励着我们，或者至少也对我们的思想、风、成就甚至娱乐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就不难看出，我们的观念在某些方面正在发生一种极为显著的变化，我们的世纪因此而被人们特别称为哲学世纪”
卡蒙特在他对1779年沙龙的批中就认为公众应使自身与艺术联合起来以构成一个新的、自由的社会序的基础。卡西尔也认为，法国启蒙时代的科学理想与艺术理之间是完美和谐的。因为处于卡儿传统下的美学理论只是想遵循数学和物理学已经走过的同一条道路并一直走到底。
在这种思想庇护下的艺术家，既要在作品中显示出通常所说的“独创性”却又不会在表达方式上不借任何代价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艺术家总是要创造出一种尽可能真、于现力和美的形式。
尽管布歇在1765年9月8日被任命为“首席宫廷画家”“但却受到了狄德罗对他道德败坏的指控，并且同时代的人已开始反感他的作品，他的支持者所代表的宫廷、蓬帕杜夫人、马里尼侯爵的趣味，已经让位于格瑞兹所代表的沙龙公众一一那些市民正剧的观者《新爱洛绮丝》的读者以及那些有意躲入朴素道德乡村生活与幻想世界的都市居民的趣味。
在1759年曾称赞夏尔丹的作品为“自然与真理”的灵的秋德罗1767年曾悲叹:“夏尔丹的确是杰出的生活画大师，然而他也渐渐成为过去了”拉图尔然在捕捉巴黎风尚方面继续着他的成功，但却不再重要。
作为后起一代的杰出者，格瑞兹经历的1769年沙龙的耻辱，使他成为了1770年代一个活跃的公共议题。尽管依然有参观者与购买者进入他的画室，但他们却不能代表真正的公众，这也意味着他的布尔乔亚主题实际上疏远并失去了能够验证、放大这种主题的沙龙公众。
“弗拉贡纳尔面对着他的赞助人，继续着公众对他的失望但在这种相对平静的表层下面，正孕育着某种变革。18世纪初，孟德斯鸠研究了古罗马的政治体系，建议以它作为楷模。英国思想家休漠的话就很能代表这种观点:
“二千年以前在雅典和罗马受人欢迎的荷马今天在巴黎和伦敦仍受人钦佩。所有气候、政府、宗教和语言的变化都不能掩盖他的光辉。”这种对古代的心仪和对古代研究日益增长的兴趣,与艺术史的发展一道变成了一种对古代的崇拜，为艺术家提供了思考的养分。
这一时期德国的逻辑学家鲍姆加登在为“美学”奠定了哲学基础的同时描述了艺术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区别。他指出，艺术天才不仅必须具有非常敏锐的感官接受能力和想象力，而且还必须具有“天生的颖悟气质”。但这种艺术家的敏锐不同于科学思想家的分析洞察力的地方在于，它并不回避现象，而是详细的研究现象;并不寻找现象的原因，而是寻找现象本身。
18世纪以前，虽然人们在那不勒斯湾周围也偶尔发现了一些古代雕塑，但对赫库兰尼姆的系统发却是在那不勒斯国王赞助下始于1738年的，而且很快便出了一些雕塑、圆形石柱和壁画;而对庞培的发则是在10年后开始动工的。
这两座被维苏威火山吞没的城市的发掘为艺术家提供了深入了解18世纪罗马市镇生活的珍史料。古典考古学之父温克尔曼从1755年起出版了一些关于古希腊绘画和雕塑的著作,而他基于对理想化的运动员和神抵雕像的研究而产生的对希腊审美情趣的偏爱，通过为那些观光旅游者所写的旅行指南一类的书籍，广泛深入地影响到社会大众。
而他的《古代艺术史》1764年首先以德文在德累斯顿出版，很快又发行了法文和英文版，成为了新古典主义的指南他的这部著作，有史以来第一次追溯了各种艺术风格的兴起、发展和衰落，并且把它们与社会和文化联系了起来，这种思考艺术与历史的方式，不仅开创了艺术史这门学科，而且成为了启蒙运动人文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